除了帕慕克,還有誰?|揭開土耳其文學的神秘面紗


新京報書評周刊相信有不少書評君的小夥伴,選擇假期多讀幾本好書,在閱讀中獲得放鬆與愉悅。與行萬里路相比,讀萬卷書也同樣是個必要的過程——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對世界有...

2018年10月05日00時00分 - 歷史報 / 新京報書評周刊

新京報書評周刊

相信有不少書評君的小夥伴,選擇假期多讀幾本好書,在閱讀中獲得放鬆與愉悅。與行萬里路相比,讀萬卷書也同樣是個必要的過程——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對世界有更完整的認識。

這一點,在面對土耳其文學時,顯得尤為應景。在近來的輿論熱潮中,土耳其的貨幣危機讓不少人對這個國家的經濟與社會形勢有了更深的了解。而如果提到土耳其文學,十有八九,大家只能想到一個熟悉的名字——帕慕克。

這是不少國家與地區面對的共同處境,提起它們,我們能想到的只有某一個如雷貫耳的名字,對於剩下的,則一無所知。在這個秋日的假期,我們跟大家一起,揭開土耳其文學的神秘面紗——看看除了帕慕克,還有誰?還有著怎樣的故事?

撰文 | 李廣旭

天空中冷空氣與熱空氣交融會合的地方,必然會降下雨露;海洋中寒流與暖流交匯的地方,必然會繁衍豐富的魚類;而在多種文化碰撞交流的地方,總是能夠產生優秀的作家和優秀的作品。因此可以說,先有了伊斯坦堡這座城市,然後才有了帕慕克的小說。

在中國,但凡提及土耳其文學,都必然繞不開這段莫言對費利特·奧爾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的評價,這段文字不僅是針對帕慕克的,它也切中了土耳其文學乃至文化的整體風貌。「國父」阿塔圖爾克·凱末爾在建國初期實施了一系列世俗化政策讓土耳其實現了政教分離,使得今天的土耳其在中東地區猶如一個異類,開放與保守並行不悖,遊走於東西兩端。

正因為地域和文化的特殊性,土耳其在國際舞台上看似不起眼,實則始終扮演著一個不容忽視的角色,其一舉一動都會影響到歐洲和中東的安全與穩定。但土耳其離中國「太遠了」,若非這個夏天因美土爭端導致了土耳其貨幣里拉崩盤,使得國家經濟陷入「至暗時刻」,並引發了周邊地區的連鎖反應。想必土耳其不會如此高頻地登上國內新聞的頭條,而對普通人來說,土耳其留給國人的印象無外乎烤肉和熱氣球,這顯然是不夠的。筆者意圖借文學之名以揭開土耳其的神秘面紗,一窺其究竟。

《土耳其通史》

作者: 哈全安

版本: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14年12月

不置可否,土耳其在世界文學的版圖中太過邊緣了。國內尚未見到系統的土耳其文學史專著,土耳其1928年的文字改革用拉丁字母替代了阿拉伯文,使得阿拉伯文學史也剔除了土耳其共和國之後的文學作品。研究中東史的學者哈全安在其著作《土耳其通史》里關於文學方面的文字主要集中在奧斯曼時期,而共和國時期則幾乎通篇在講國際上備受推崇、在本國卻飽受非議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帕慕克,他的光芒完全遮掩了同時代的其他作家,哪怕是地標性文學大師奧爾罕·凱馬爾(Orhan

Kemal)。據筆者不完全統計,中國大陸已經出版了50餘部土耳其文學作品,除了國人相對熟知的帕慕克外,土耳其的優秀作家和作品又有哪些呢?這些作家又都在關切怎樣的問題呢?

縱觀已譯介的作品,雖然每位作家的切入點不同,但他們的文字都或多或少地糾纏於身份認同危機,試圖在博斯普魯斯的海風裡找尋沉浸在「呼愁」里的土耳其人。

「親愛的彼方」

糾葛在世俗化與宗教化之間

從歷史上看,西方文明和東方文明都曾先後征服過安納托利亞高原。凱末爾主義已經施行了近百年,雖然避免了讓土耳其在體制上成為沙特、阿聯等這樣政教合一的國家,但在民間,世俗化與宗教化之間的糾葛依然很嚴重,在女性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廣州花城出版社曾出過一套名為現代土耳其女性小說系列的叢書,向中國讀者介紹了艾斯·瓦哈伯魯(Ece Vahapoğlu)、佩里罕·馬登(Perihan

Mağden)、伊恩吉·阿拉爾(İnci Aral)等幾位女作家,她們筆下的女性鏡子般倒映出了土耳其的現實。

在土耳其,兩類風格迥異的女性同時行走在大街上,一類是戴頭巾的,一類是不戴頭巾的。她們都能代表現在土耳其的女性形象,猶如硬幣的兩面。阿拉爾的小說《親愛的彼方》便描述了這一現象,原書名ÖTEKİ意為「其他」,中譯版「彼方」一詞源自日語「あちら」,那邊之意。埃辛和庫巴拉就是這樣一對互為「彼方」的土耳其女性。戴頭巾的庫巴拉恪守穆斯林禮數,為了「禮拜的責任」與「禮拜後那甜蜜的釋放感」,每天都「要早起、做凈禮、禮四拜」;不戴頭巾的埃辛則是另一個極端,不齋戒,不禮拜,即便是在齋月,她把頭髮燙染成金色直發,婚前就談過戀愛,並熱衷於派對酒會典禮等拋頭露面的社交,致力於將土耳其女性從西方標準和東方式男人中「解放」出來。雙方在經歷戒備、好奇、碰撞後,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女人成了朋友。彼此在交往的過程中一再以留有餘地的方式僭越著對方的精神世界,庫巴拉內心深處的女性主體意識因埃辛而萌動,埃辛也逐漸放下了對「異類」的芥蒂。

《親愛的彼方》

作者: <土>艾斯·瓦哈伯魯

版本: 花城出版社 2015年2月

正如文中所言的那樣,現在的土耳其是「一個由差異滋養的社會,一些足夠幸運的人能將二者合二為一,而其餘的人卻尚不自知」。尾聲處,在博斯普魯斯大橋激烈討論頭巾問題的兩個人突遇車禍,這是一個隱喻性的空間——大橋連接著東西方的地理與文化,當車像陀螺般旋轉時,她們都尖叫出「信仰」作證詞,為了挽救庫巴拉的性命,埃辛掙扎著解開了她脖子上的頭巾。作家沒有明確指出世俗化必將戰勝宗教化或反之,而是試圖在極端情況下達成彼此的讓步與和解。

戴不戴頭巾在土耳其絕不是件小事,它象徵著世俗主義與宗教主義尖銳的角力,身著伊斯蘭教傳統服飾一度被視作挑戰世俗主義和違背凱末爾主義原則的行為。1980年軍事政變後,政府頒布了針對公務人員的《服飾和衣裝法》,次年明令大學校園的女性著裝必須符合世俗原則,而到90年代,政府又作出了讓步,解除禁令……世俗主義者認為現代化進程已經改變了固有的宗教意識,世俗化能擺脫僵化結構的束縛以給予人們更大的自由,而宗教主義者則認為「當一個女人不戴頭巾,她就會成為慾望的對象,頭巾使女人自由」,對自由的不同理解致使類似的往復持續至今。

除了淪為意識形態角力棋子的頭巾之外,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同樣面臨著多元思想的衝突。《愛在伊斯坦堡》(PIRAYE)的現代女性琵瑞雅嫁給了東南部傳統名門哈希姆,她以為愛情能戰勝一切,沒想到自己掙扎在傳統價值觀的漩渦中;《伊斯坦堡的幸福》(BLESS)中的少女瑪麗被大伯強暴,家人們非但不同情她,反而希望她自決;《綠仙子之夜》(YEŞİL PERİ

GECESİ)的「我」被虛偽的社會一步步逼向了墮落;《七屋》(SEVEN HOUSES)用七所不同的房屋串聯起土耳其的上個世紀,四代女性在不同的時代用不同的方式嘗試著尋找自我與幸福……

「失語」

在歷史的責問中尋找自我

敢於直面歷史的作家往往需要莫大的勇氣,土耳其歷史上有著很多「禁區」。土耳其不是一個民族構成單一的國家,其主要人口為80%的土耳其族和15%的庫德族,剩下5%為亞美尼亞裔及其它。與歷史相關的民族問題是土耳其的敏感問題之一,帕慕克就因為在接受瑞士周刊《雜誌》的採訪時發表了「3萬庫德人和100萬亞美尼亞人在土耳其被殺害」的言論而獲罪,這也被視作其能在次年獲得諾獎的重要因素。但在責問歷史真相這一問題上,他並不獨行,女作家艾麗芙·沙法克(Elif

Şafak)在其用英語創作的小說《伊斯坦堡孤兒》(THE BASTARD OF ISTANBUL)中隱晦地提及了那段歷史,她也因此以「侮辱土耳其國格」的罪名遭到起訴。

書中的「雜種」(有譯者將書名譯為「伊斯坦堡的雜種」,以表示混血兒)阿斯亞和阿爾曼努什一直在追問1915年土耳其到底發生了什麼,而她們也深陷進身份的困惑——到底是西方人還是東方人?美國人、土耳其人還是亞美尼亞人?作者書寫了共和國時期一個土耳其家庭和一個亞美尼亞裔家庭掙扎在暴力的民族歷史與悲劇的家族回憶中,使發生在奧斯曼帝國末期的亞美尼亞事件浮出水面。面對歷史,他們有著矛盾的情感,既想探求真相,又想擦除過去。忘記歷史就是忘記身份,一個不承認過去的民族是沒有明天的,沙法克試圖通過暴力重演的方式來塑造完整性的「沒有失憶」的土耳其人。

《伊斯坦堡孤兒》

作者: (土耳其)埃利芙•沙法克

譯者: 程水英

版本: 99讀書人|上海文藝出版社 2014年1月

土耳其國家內部,也有東西的差別,東部地區被視為「良知的最後一站和鬥爭不止的地方。」由於歷史原因,土耳其族與庫德族衝突不斷,奧婭·巴依達爾(Oya Baydar)在《失語》(KAYIP

SÖZ)中嘗試為東部的庫德人發聲,將內部衝突與緊張局勢呈現在讀者面前:一位文思枯竭的作家意外地幫助了一對庫爾德夫婦,這對來自東部的山民憧憬著能躲進大城市裡,沒想到遭遇的第一個打擊便是名為「希望」的胎兒在槍擊中夭折。而文中的作家也闖入了充斥暴力的庫德人的生活,無法規避的血腥和恐慌經歷讓其開始重新思考身為土耳其人的意義,同時也在思考中構建了自己作為土耳其人的完整性。

當庫爾德工人黨不斷發動恐怖襲擊,妄圖分裂國家之時,土耳其的作家們四處奔走並大聲疾呼,希望土國人民能直面歷史,共同推倒橫在民族間的「柏林圍牆」,以一個整體性的土耳其示人。伊切·泰瑪爾庫蘭(EceTemelkuran)在《香蕉的低語》(MUZ

SESLERİ)中描述了這樣一個場景:牛津博士丹妮絲態度決絕向外國學者闡明自己的身份:「請不要說我是土耳其人,還是簡單地說我來自土耳其就行了。」作者借主人公之口表明了自己寄望民族和諧共處的立場,將土耳其族和庫德族置於同等的地位,土耳其人的身份不能被人為的割裂——唯土耳其族論。為免歧義,本文出現的「土耳其人」涵蓋兩族。帕慕克、沙法克、巴依達爾等作家之所以如此直言不諱,其目的並不在挑起或激化民族矛盾,而是希望通過直面歷史問題而達成民族和解,實現土耳其內部的民族團結,完成作為土耳其人的身份認同的統一。

「同樣的祈禱」

走出土耳其才能找到土耳其

「不論我們在哪兒,不管你的信仰是什麼,我們的祈禱都是一樣的。」

在《同樣的祈禱》(PRAYERSSTAY THE

SAME)中,年邁的羅塞拉夫人在生命終結前,對年輕女孩佩林如是說。故事發生在中歐的都市,羅塞拉夫人雇佩林與自己聊天,給她講述六十年前自己離開伊斯坦堡前的舊時光。儘管在異國已經生活了六十載,但羅塞拉夫人堅持用土耳其語講故事,因為她擔心「如果忘了土耳其語,所有過去的生活記憶也會靜靜地消失」。今天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土耳其人走出國門,土耳其人的身份是最不能忘卻的。

土耳其作家歷來有著世界性的視野。即便從16世紀成為伊斯蘭國家後,土耳其也沒有放棄「西學東漸」的腳步,法國就曾是其皇室推崇的樣板,伊斯坦堡甚至於1796年發行了法文報紙,而第一份土耳其文官方周報則在35年後。共和國時期的作家在創作時更是不拘泥於本地,地域場景的設置遍布世界各地。倫敦、巴黎、紐約等都曾在字裡行間出現,倫敦希思羅機場作為回歸的意象在多部的小說里被提及,《憂傷的時候到廚房去》(SOUFFLE)甚至將菲律賓人和法國人作為三大主角之二。當然,絕大多數作家仍以土耳其人和講述土耳其人的故事作為核心,這些溢出國境的地方都在心理和精神上不斷向土耳其回歸,一如前文的羅塞拉夫人。對許多土耳其作家來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唯有走出土耳其,才能夠真正發現土耳其,發現真正的土耳其人。

《開往伊斯坦堡的最後列車》

作者: <土耳其> 艾雪·庫林

版本: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1年1月

艾雪·庫林(Ayşe Kulin)的《開往伊斯坦堡的最後列車》(LAST TRAIN TO

ISTANBUL)講述的是土耳其人在二戰時期逃離納粹德國的故事。因為家人不同意席娃嫁給猶太人拉斐爾,這對信仰差異巨大的戀人只能遠走他鄉,想抹去自己作為土耳其的身份。隨著局勢的不斷惡化,席娃的土耳其人意識重新覺醒,衝破阻力回家才是逃脫火海的唯一道路,而曾經勢如水火的家人也張開手臂重新將她擁入懷中,伊斯坦堡成為一個近在咫尺又遠在天邊的所在。不同信仰和文化背景的土耳其人在危機面前放下了所有的敵意,以共同的土耳其人的身份同仇敵愾,實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願景。面對蓋世太保的質詢,費里特解釋道「土耳其公民就是在土耳其出生、長大,不會因一些公民是猶太人就丟下他們不管」。

《香蕉的低語》更加大膽,厭倦了西方的丹妮絲踏上了尋根之旅,她期望著能夠找尋到真正屬於自己的身份,但她的目的地卻不是土耳其,而是戰火紛飛的黎巴嫩。戰地記者出身的泰瑪爾庫蘭跳脫了土耳其這一空間,在一個與土耳其文化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的空間裡講述形塑了另一半土耳其人的中東意識。

「誰是土耳其人?」一代又一代的土耳其作家通過文字追問著,並勾勒出一個複雜矛盾的既模糊又清晰,既世俗又傳統的土耳其人形象,超越了宗教、文化和地域的局限。當入歐盟屢屢受阻、土美關係惡化這些因素阻隔在土耳其向西走的道路上時,中國崛起與「一帶一路」倡議則給了它一個轉頭向東看的選擇,促使其開始不斷反省,並向內部審視——一直以來被忽視的東方性,意識到實現民族復興不單只有向西看這一條途徑。迥異的多元文化不應成為土耳其發展的絆腳石,而應成為助推器。如今的「至暗時刻」雖然讓土耳其遭受了來自外部的衝擊,然而對由來已久的內部的身份認同問題而言,可能是一個得到緩解甚至解決的契機。儘管外界有著不同的聲音,但以復興奧斯曼時期榮光為己任的埃爾多安總統試圖通過一系列「向東」的政策召喚起土耳其的民族意識,在根植於本民族的歷史記憶中尋找作為土耳其人的身份,讓土耳其人首先成為土耳其人。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撰文:李廣旭;編輯:董牧孜;走走。題圖為伊斯坦堡純真博物館內景。未經出版社或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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